朋友圈里炸了:东航、海航分别宣布,1月18日起乘客将可以在空中使用手机,但需设置为“飞行模式”,还包括平板电脑(Pad)、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等便携式电子设备(PED)。手机“解禁”后,在提供机上WiFi的航班上,旅客还能够刷微博发微信,“空中支付”也将变为可能。

  只有东航和海航“解禁”了吗?没乘坐这两家公司航班的小伙伴们有点沮丧。可没想到,就在昨天又有几家航空公司宣布加入“空中可用手机”行列。春秋航空说,今年2月1日春运正式开启,春秋航空所有国内国际地区航班将同时“松绑”手机禁令。届时,旅客在飞行全程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

  昨天傍晚,四川航空也跟进了。厦门航空也表示,今天开始,乘坐厦航所有航班的旅客,均可在空中继续使用手机。

  机上怎么连WiFi?连上空中WiFi好使吗?

  李先生是杭州一家IT公司的职员,1月17日晚,他准备乘坐海航7178次航班飞赴三亚,结果因晚点了3个小时,让他意外提前“享受”了不用关闭手机的待遇。

  李先生搭乘的并非中国民航历史上便携式电子设备开放第一趟航班HU7781,而是7178。“广播提醒,说飞机上可以不用关闭手机。”不过李先生说,但没有人提醒可以使用WiFi。事后,他知道在有WiFi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下单”购物、网上支付,“凌晨一点,大家都很困了,无暇来捣腾手机,算是一点遗憾。”

  昨天,市民王先生有幸乘坐了海南航空带WiFi的航班。“上了飞机后,不少旅客都在问乘务员,要不要关机,还是开飞行模式就可以?”王先生说,乘务员解释,开飞行模式就可以。

  待飞机进入巡航阶段后,王先生打开WiFi,出现了海南航空的无线,可以直接连接,再用浏览器打开,会跳到海南航空的页面。

  页面上有三个按钮,第一个按钮,使用互联网,进入后需要做个实名认证;第二个按钮为机载短片等;第三个按钮,提供升舱服务。

  遗憾的是,“机上WiFi有点问题,没能连上。”王先生说,能开手机也不错了。

  据了解,上述几家航空公司并非所有航班都能使用空中WiFi——

  根据东航官网信息显示,截至目前东航实施空中WiFi测试服务的空中互联机队规模达74架,覆盖全部国际远程航线以及166条国内重点商务航线,像杭州飞往北京、悉尼的部分航班上就有连接WiFi功能。

  厦门航空的波音787宽体机队已全部具备机上WiFi功能,并早在2015年就开始向旅客提供免费体验服务。手机限制放开后,只要乘坐厦门航空787机型执飞的航班,大家可以通过提前申请获得密码,在空中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连网,能聊天、收发邮件、浏览新闻等。

  不过,昨天一大早,有人体验了东航MU5137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结果网页都打不开,只能上微信,网速太慢。

  根据2017年10月修订后实施的《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放宽了对于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PED)的管理规定,允许航空公司为主体对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使用政策。

  也就是说,航空公司可以根据评估的结果,来决定在飞机上可以使用何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不是所有航空公司的每架飞机都能使用飞行模式、连接机上WiFi。有部分机龄较老、生产时还没有严格电磁兼容标准的飞机需要进行全面改装后才能兼容飞行模式。所以政府层面没有一刀切,而需要航空公司自己来评估。

数家航空公司空中开放WiFi

飞行模式下可玩手机

目前只有部分机型有WiFi功能,且网速有点慢,有的连网页都打不开

  本报记者?孙燕?蓝震 实习生?俞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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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广西平南县思旺镇,从出生后不久就没再见过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离镇上近20公里的村子里。为了省去徒步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在镇里上小学的她只能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正是在这家名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阅近年新闻,屡见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悲剧:广西兴业,留守女童自11岁起遭多位村民长期性侵;湖北十堰,11岁留守女童被邻居多次强奸后服毒自杀;四川自贡,6岁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强奸。

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亟待填补的性知识空白】

小月告诉记者,对于发生的“那些事情”,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受伤害之前,从来没有人给她讲过与防性侵害沾边的知识,无论家庭还是学校。

采访中,记者一路经过的村落,几乎见不到青壮年人。留守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少与外界交流,田间收成只能勉强度日,供孩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已是不易。在这些温饱都难以为继的留守家庭里,不要说如何正确预防性侵,孩子们往往连最基本的生理发育知识都难以得到。

“女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孙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识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出生在贵州山村的她,更清楚留守儿童的困境:“城里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获得资源,但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更缺少家长的监护,自我保护意识非常淡薄。他比城里的孩子更需要。”

女童保护是一家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公益组织,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多项活动,致力于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其中包括认识身体、分辨和防范性侵、一旦遭遇性侵应该怎么办。至今已在28个省市的上万所学校或社区进行了宣讲。

但在各地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孙雪梅逐渐意识到,仅有针对儿童的教育并不足够。

“这个防性侵的教育持续的,和讲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样的,它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孙雪梅说。

儿童性侵害并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漫长的疗伤过程中,未成年人还面临的实际状况、涉及的复杂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门的联合介入。

【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机关叫去问话。

“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小月说,多次询问让她觉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问题,都让她觉得“非常不好”。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专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专门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讲,它一般遵循着一次性询问的原则,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过多询问唤起痛苦经历,给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伤害。

律师秦建龙代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发现,除了小月所说的“多次询问”,执法机构还存在着对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护不到位的情况。

“比如说,公安机关在取证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开车警车、带着警帽、去学校、去家里,这样的话,让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朴素的善恶观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惩治,便伸张了正义,是不错的结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即便得到了一纸判决,孩子的心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恢复。

因为在性侵事件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隐私保护、心理咨询、转学、复课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心理的阴影可能一直挥之不去。

在国外,已有一些法院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有一些不同专业的社会组织在法院、少年法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当儿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这里一站式地获得综合的服务。

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目前来看,推广开来或许还需要时间。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

201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巧听见学生们无意间说,晚上的时候,会被生活老师摸。

她立即选择了报警。

但与何思云相比,平南县当地的教育主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让人诧异。

何思云说,由于当时学校没有态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级。给教育局局长打电话未接,发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县教育局局长,她对此事迟来的建议是:由家长报警。

这难免令人失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监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报案的义务的。如果连教育监管部门都对自己负有的强制举报义务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对孩子的保护就无从谈起。

其实,即使是对于不从事教育等特定行业的人,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儿童遭受的侵害进行报告。来自公民的举报应该成为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环。

去年8月,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其后,重庆医院猥亵女童事件也被曝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旁观者众多、却无人现场报警,是经过网络的发酵,才得到关注与惩治。

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儿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时报告和制止,那我们更无法期待发生在更隐蔽场所的侵犯被有效监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这就使得民众自发的监督和报告显得尤为关键,否则,对儿童伤害的关注和保护将无从谈起。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性侵害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无论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监管、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也和民众的观念意识、重视程度、知识普及等因素息息相关。只有每一个部门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个民众都意识到自己分担到了一份责任,孩子心理的伤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修复与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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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家名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阅近年新闻,屡见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悲剧:广西兴业,留守女童自11岁起遭多位村民长期性侵;湖北十堰,11岁留守女童被邻居多次强奸后服毒自杀;四川自贡,6岁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强奸。

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亟待填补的性知识空白】

小月告诉记者,对于发生的“那些事情”,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受伤害之前,从来没有人给她讲过与防性侵害沾边的知识,无论家庭还是学校。

采访中,记者一路经过的村落,几乎见不到青壮年人。留守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少与外界交流,田间收成只能勉强度日,供孩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已是不易。在这些温饱都难以为继的留守家庭里,不要说如何正确预防性侵,孩子们往往连最基本的生理发育知识都难以得到。

“女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孙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识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出生在贵州山村的她,更清楚留守儿童的困境:“城里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获得资源,但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更缺少家长的监护,自我保护意识非常淡薄。他比城里的孩子更需要。”

女童保护是一家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公益组织,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多项活动,致力于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其中包括认识身体、分辨和防范性侵、一旦遭遇性侵应该怎么办。至今已在28个省市的上万所学校或社区进行了宣讲。

但在各地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孙雪梅逐渐意识到,仅有针对儿童的教育并不足够。

“这个防性侵的教育持续的,和讲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样的,它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孙雪梅说。

儿童性侵害并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漫长的疗伤过程中,未成年人还面临的实际状况、涉及的复杂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门的联合介入。

【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机关叫去问话。

“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小月说,多次询问让她觉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问题,都让她觉得“非常不好”。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专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专门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讲,它一般遵循着一次性询问的原则,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过多询问唤起痛苦经历,给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伤害。

律师秦建龙代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发现,除了小月所说的“多次询问”,执法机构还存在着对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护不到位的情况。

“比如说,公安机关在取证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开车警车、带着警帽、去学校、去家里,这样的话,让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朴素的善恶观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惩治,便伸张了正义,是不错的结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即便得到了一纸判决,孩子的心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恢复。

因为在性侵事件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隐私保护、心理咨询、转学、复课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心理的阴影可能一直挥之不去。

在国外,已有一些法院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有一些不同专业的社会组织在法院、少年法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当儿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这里一站式地获得综合的服务。

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目前来看,推广开来或许还需要时间。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

201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巧听见学生们无意间说,晚上的时候,会被生活老师摸。

她立即选择了报警。

但与何思云相比,平南县当地的教育主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让人诧异。

何思云说,由于当时学校没有态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级。给教育局局长打电话未接,发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县教育局局长,她对此事迟来的建议是:由家长报警。

这难免令人失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监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报案的义务的。如果连教育监管部门都对自己负有的强制举报义务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对孩子的保护就无从谈起。

其实,即使是对于不从事教育等特定行业的人,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儿童遭受的侵害进行报告。来自公民的举报应该成为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环。

去年8月,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其后,重庆医院猥亵女童事件也被曝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旁观者众多、却无人现场报警,是经过网络的发酵,才得到关注与惩治。

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儿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时报告和制止,那我们更无法期待发生在更隐蔽场所的侵犯被有效监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这就使得民众自发的监督和报告显得尤为关键,否则,对儿童伤害的关注和保护将无从谈起。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性侵害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无论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监管、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也和民众的观念意识、重视程度、知识普及等因素息息相关。只有每一个部门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个民众都意识到自己分担到了一份责任,孩子心理的伤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修复与抚平。

小月,广西平南县思旺镇,从出生后不久就没再见过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离镇上近20公里的村子里。为了省去徒步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在镇里上小学的她只能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正是在这家名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阅近年新闻,屡见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悲剧:广西兴业,留守女童自11岁起遭多位村民长期性侵;湖北十堰,11岁留守女童被邻居多次强奸后服毒自杀;四川自贡,6岁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强奸。

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亟待填补的性知识空白】

小月告诉记者,对于发生的“那些事情”,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受伤害之前,从来没有人给她讲过与防性侵害沾边的知识,无论家庭还是学校。

采访中,记者一路经过的村落,几乎见不到青壮年人。留守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少与外界交流,田间收成只能勉强度日,供孩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已是不易。在这些温饱都难以为继的留守家庭里,不要说如何正确预防性侵,孩子们往往连最基本的生理发育知识都难以得到。

“女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孙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识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出生在贵州山村的她,更清楚留守儿童的困境:“城里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获得资源,但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更缺少家长的监护,自我保护意识非常淡薄。他比城里的孩子更需要。”

女童保护是一家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公益组织,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多项活动,致力于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其中包括认识身体、分辨和防范性侵、一旦遭遇性侵应该怎么办。至今已在28个省市的上万所学校或社区进行了宣讲。

但在各地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孙雪梅逐渐意识到,仅有针对儿童的教育并不足够。

“这个防性侵的教育持续的,和讲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样的,它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孙雪梅说。

儿童性侵害并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漫长的疗伤过程中,未成年人还面临的实际状况、涉及的复杂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门的联合介入。

【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机关叫去问话。

“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小月说,多次询问让她觉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问题,都让她觉得“非常不好”。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专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专门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讲,它一般遵循着一次性询问的原则,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过多询问唤起痛苦经历,给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伤害。

律师秦建龙代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发现,除了小月所说的“多次询问”,执法机构还存在着对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护不到位的情况。

“比如说,公安机关在取证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开车警车、带着警帽、去学校、去家里,这样的话,让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朴素的善恶观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惩治,便伸张了正义,是不错的结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即便得到了一纸判决,孩子的心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恢复。

因为在性侵事件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隐私保护、心理咨询、转学、复课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心理的阴影可能一直挥之不去。

在国外,已有一些法院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有一些不同专业的社会组织在法院、少年法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当儿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这里一站式地获得综合的服务。

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目前来看,推广开来或许还需要时间。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

201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巧听见学生们无意间说,晚上的时候,会被生活老师摸。

她立即选择了报警。

但与何思云相比,平南县当地的教育主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让人诧异。

何思云说,由于当时学校没有态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级。给教育局局长打电话未接,发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县教育局局长,她对此事迟来的建议是:由家长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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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是对于不从事教育等特定行业的人,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儿童遭受的侵害进行报告。来自公民的举报应该成为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环。

去年8月,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其后,重庆医院猥亵女童事件也被曝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旁观者众多、却无人现场报警,是经过网络的发酵,才得到关注与惩治。

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儿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时报告和制止,那我们更无法期待发生在更隐蔽场所的侵犯被有效监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这就使得民众自发的监督和报告显得尤为关键,否则,对儿童伤害的关注和保护将无从谈起。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性侵害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无论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监管、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也和民众的观念意识、重视程度、知识普及等因素息息相关。只有每一个部门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个民众都意识到自己分担到了一份责任,孩子心理的伤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修复与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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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广西平南县思旺镇,从出生后不久就没再见过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离镇上近20公里的村子里。为了省去徒步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在镇里上小学的她只能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正是在这家名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阅近年新闻,屡见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悲剧:广西兴业,留守女童自11岁起遭多位村民长期性侵;湖北十堰,11岁留守女童被邻居多次强奸后服毒自杀;四川自贡,6岁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强奸。

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亟待填补的性知识空白】

小月告诉记者,对于发生的“那些事情”,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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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孙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识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出生在贵州山村的她,更清楚留守儿童的困境:“城里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获得资源,但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更缺少家长的监护,自我保护意识非常淡薄。他比城里的孩子更需要。”

女童保护是一家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公益组织,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多项活动,致力于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其中包括认识身体、分辨和防范性侵、一旦遭遇性侵应该怎么办。至今已在28个省市的上万所学校或社区进行了宣讲。

但在各地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孙雪梅逐渐意识到,仅有针对儿童的教育并不足够。

“这个防性侵的教育持续的,和讲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样的,它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孙雪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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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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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公安机关在取证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开车警车、带着警帽、去学校、去家里,这样的话,让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小孩子被性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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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性侵事件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隐私保护、心理咨询、转学、复课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心理的阴影可能一直挥之不去。

在国外,已有一些法院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有一些不同专业的社会组织在法院、少年法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当儿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这里一站式地获得综合的服务。

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目前来看,推广开来或许还需要时间。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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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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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孙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识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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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免令人失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监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报案的义务的。如果连教育监管部门都对自己负有的强制举报义务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对孩子的保护就无从谈起。

其实,即使是对于不从事教育等特定行业的人,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儿童遭受的侵害进行报告。来自公民的举报应该成为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环。

去年8月,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其后,重庆医院猥亵女童事件也被曝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旁观者众多、却无人现场报警,是经过网络的发酵,才得到关注与惩治。

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儿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时报告和制止,那我们更无法期待发生在更隐蔽场所的侵犯被有效监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这就使得民众自发的监督和报告显得尤为关键,否则,对儿童伤害的关注和保护将无从谈起。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性侵害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无论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监管、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也和民众的观念意识、重视程度、知识普及等因素息息相关。只有每一个部门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个民众都意识到自己分担到了一份责任,孩子心理的伤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修复与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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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广西平南县思旺镇,从出生后不久就没再见过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离镇上近20公里的村子里。为了省去徒步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在镇里上小学的她只能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正是在这家名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阅近年新闻,屡见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悲剧:广西兴业,留守女童自11岁起遭多位村民长期性侵;湖北十堰,11岁留守女童被邻居多次强奸后服毒自杀;四川自贡,6岁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强奸。

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亟待填补的性知识空白】

小月告诉记者,对于发生的“那些事情”,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受伤害之前,从来没有人给她讲过与防性侵害沾边的知识,无论家庭还是学校。

采访中,记者一路经过的村落,几乎见不到青壮年人。留守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少与外界交流,田间收成只能勉强度日,供孩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已是不易。在这些温饱都难以为继的留守家庭里,不要说如何正确预防性侵,孩子们往往连最基本的生理发育知识都难以得到。

“女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孙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识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出生在贵州山村的她,更清楚留守儿童的困境:“城里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获得资源,但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更缺少家长的监护,自我保护意识非常淡薄。他比城里的孩子更需要。”

女童保护是一家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公益组织,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多项活动,致力于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其中包括认识身体、分辨和防范性侵、一旦遭遇性侵应该怎么办。至今已在28个省市的上万所学校或社区进行了宣讲。

但在各地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孙雪梅逐渐意识到,仅有针对儿童的教育并不足够。

“这个防性侵的教育持续的,和讲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样的,它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孙雪梅说。

儿童性侵害并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漫长的疗伤过程中,未成年人还面临的实际状况、涉及的复杂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门的联合介入。

【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机关叫去问话。

“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小月说,多次询问让她觉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问题,都让她觉得“非常不好”。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专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专门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讲,它一般遵循着一次性询问的原则,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过多询问唤起痛苦经历,给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伤害。

律师秦建龙代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发现,除了小月所说的“多次询问”,执法机构还存在着对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护不到位的情况。

“比如说,公安机关在取证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开车警车、带着警帽、去学校、去家里,这样的话,让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朴素的善恶观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惩治,便伸张了正义,是不错的结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即便得到了一纸判决,孩子的心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恢复。

因为在性侵事件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隐私保护、心理咨询、转学、复课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心理的阴影可能一直挥之不去。

在国外,已有一些法院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有一些不同专业的社会组织在法院、少年法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当儿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这里一站式地获得综合的服务。

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目前来看,推广开来或许还需要时间。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

201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巧听见学生们无意间说,晚上的时候,会被生活老师摸。

她立即选择了报警。

但与何思云相比,平南县当地的教育主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让人诧异。

何思云说,由于当时学校没有态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级。给教育局局长打电话未接,发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县教育局局长,她对此事迟来的建议是:由家长报警。

这难免令人失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监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报案的义务的。如果连教育监管部门都对自己负有的强制举报义务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对孩子的保护就无从谈起。

其实,即使是对于不从事教育等特定行业的人,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儿童遭受的侵害进行报告。来自公民的举报应该成为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环。

去年8月,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其后,重庆医院猥亵女童事件也被曝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旁观者众多、却无人现场报警,是经过网络的发酵,才得到关注与惩治。

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儿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时报告和制止,那我们更无法期待发生在更隐蔽场所的侵犯被有效监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这就使得民众自发的监督和报告显得尤为关键,否则,对儿童伤害的关注和保护将无从谈起。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性侵害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无论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监管、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也和民众的观念意识、重视程度、知识普及等因素息息相关。只有每一个部门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个民众都意识到自己分担到了一份责任,孩子心理的伤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修复与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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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广西平南县思旺镇,从出生后不久就没再见过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离镇上近20公里的村子里。为了省去徒步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在镇里上小学的她只能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正是在这家名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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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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